菠蘿蜜1080P

“我們的國家建立在黑洞之上，記憶被一一吸走。

為了實現國家的團結、和諧和強大，馬來西亞各族群都經歷了一段被迫被遺忘的時期”國家暴力”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表示，他1979年出生于馬來西亞霹靂州實兆遠20世紀70年代，退守邊境的馬共組建了兩支突擊隊南下馬來西亞，試圖重新建立根據地廖科發所在的霹靂州是目標之一吊詭的是，直到1989年馬共宣布解除武裝，在他10年的童年和青年記憶中，馬來社會就好像馬共從未存在過近年來憑借紀錄片《不即不離》、《還有一些樹》和故事片《菠蘿蜜》在臺灣備受關注的廖可發，因善于處理華夏族群復雜而模糊的歷史記憶而被批評在東南亞然而，他的電影無法在馬來西亞上映自2011年從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后，他便定居臺灣作為創作基地 《不即不離》和《菠蘿蜜》分別以紀錄片和故事片的形式探討馬共的禁忌歷史，而《還有一些樹》則聚焦于第三屆全國大選后爆發的“馬來人和華人的五大沖突” 1969年馬來西亞建國后 “三起事件”每部作品都涉及民族敘事的暴力和個人生活所承受的痛苦劉克發接觸并拍攝馬共歷史是在他偶然從父親那里得知祖父原來是馬共游擊隊成員的過程中1948年3月，馬來亞共產黨宣稱武裝斗爭是“最重要和最高的斗爭形式”，并組建馬來亞民族解放軍來對抗英國兩年后，廖可發的祖父在家后的橡膠林中被槍殺他當時只有29歲當受到英國軍隊的詢問時，她的祖母否認了她與祖父的關系一家人幸存下來，廖可發的父親不得不承受年輕時“沒有父親”的事實我祖父的所有照片都被毀掉了，只留下了一張肖像廖可發的父親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父親的缺席已輪回三代“如果你問我馬共留下了什么痕跡，那就是很大的缺席和空白很多中國人習慣了暴力，家庭有很多禁忌不能說如果一個家庭成員在馬共斗爭中失蹤，我們只能強迫我們自己忘記他的存在對于中國人來說，政治斗爭中的死亡常常被內化為叢林法則，贏家和輸家，這通常只是描述了一切這是關于命運的，事實上，除了華人之外，馬來亞印裔也被納入馬來亞共產黨的敘述中“我們必須假裝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我們沒有聽到任何東西，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如何才能信任他人并真誠地接受某些信念？”“雖然我們是馬共的后代，但我的家人一直以賺錢和生活為重，不談政治、不談家庭禁忌，也不談早已失蹤的親人。

我的家人認為，完全拒絕國家和政治是實用主義，因為政治都是骯臟和邪惡的陰謀

我認為這個想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有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人們必須學會相信我們能否為正義而戰，建設社會？我來自一個相當邊緣化的中國階層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住在一個古老的木屋里，沒有電視或收音機同樣，我覺得馬華從來都不是中華文化的中心，而是一個邊緣地區因此，我們通過中國、香港、臺灣輸出的文化來想象自己的身份，并以一種很籠統的方式接受它，我們不知道如何創造文化 ”廖可發強調，他最看重的是個體體驗，而當個體面臨不同的身份建構時，它們既可以交織在一起，也給個體帶來壓迫他記得小時候，他不會說中文，只會說福州話當他上小學時，他所有的同學都認為他是個怪人，因為他不會用中文與別人交流現在會說中文的他去新加坡讀大學，卻面對身邊覺得說英語才是正統的新加坡人，有意無意地排斥英語不好的馬來西亞華人后來他到臺灣學習電影時，也隱約意識到臺灣人民的優越性，把馬來西亞華人視為前來投靠的“近親”“如果身份只是用來排擠外國人、團結自己，那么我對身份的印象并不好每當要構建一種民族主義時，總會為了國家大義而犧牲許多微小而微妙的個體事實上，難道我們生來就不純潔，以至于當我們認同一個構建的干凈的身份時，我們會感到格格不入嗎？在故事片《菠蘿蜜》中，廖克發虛構了一個馬共游擊戰士的兒子與母親住了一段時間后，母親無奈地將兒子藏在空心菠蘿蜜里，送到馬來西亞的一個家庭撫養他還講述了一位現代馬來西亞華裔青年來到臺灣學習農業，并與另一名菲律賓移民工人相識并相戀的故事將兩代人和兩條故事情節并置，他想問的是，假設一個年輕人是馬來亞共產黨的幸存者，并且不被馬來西亞華人的敘事所承認作為馬來西亞華人，他不被馬來西亞官方承認，來到臺灣是否有可能擺脫被身份主體排斥的狀態？正如故事以嫁接馬來西亞菠蘿蜜種植在臺灣土地上為意象，而男主角嫁接菠蘿蜜失敗一樣，廖可發也開始問自己，自己的身份是否在反復嘗試在大地扎根，為什么不能所有的根都真正漂浮在空中？“我不認為有天生決定的身份身份必須通過個人實踐來實現有人說我的電影試圖模糊馬來西亞華人的身份，但我通過拍電影來實踐我的身份.并解釋清楚我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難，將周邊國家人們的生活經歷交織、并置和對比，因為對我來說獨立的身份不是純粹的事情，而是看到差異在一個社會中我和他人之間的多樣性在一個國家中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