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HD中字

　　2020年出品的紀錄片《生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一開始你可能以為這是一部歷史教育片，所謂不忘前事的老師，后來看了才發現，這部電影其實展現了一個意圖 意外的主題那些經歷過大屠殺的人會批評自己的孩子遭受苦難，說：“你們不夠好，你們沒有經歷過逆境，你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我們這一代人差得多

”類似的言論似乎很熟悉，不僅存在于幸存的猶太家庭的記憶中。

苦難可以使人成功，也可以使人崩潰，后者就像祥林女士那么如何面對歷史，同時避免某些創傷記憶過重而給孩子和家庭帶來二次傷害，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要討論的話題　　作為片中“苦難第三代”的女兒，她終于擺脫了出生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母親的負面影響

她并沒有繼承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嚴酷艱苦教育模式，為“艱苦第四代”。

通過用多種方式表達愛，結束了痛苦的延續，孩子也沒有因為老一輩關心的愛而被寵壞這其實與歷史文化環境的變化有很大關系 20世紀下半葉，隨著精神分析理論，特別是約翰·鮑爾比的依戀理論，對社會文化和教育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西方世界也變得越來越深刻直到那時我才逐漸意識到，濫用挫折訓練會造就一代人具有回避型人格特征，表現為壓抑情緒表達和厭惡身體接觸擁有安全依戀心理的人，在成年早期得到更好的滿足和表達，也會有更高的自尊、情緒健康和積極情緒　　如果我們從更廣闊的人類歷史角度出發，這種文化和教育思想的差異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模式，以及東方的道家與法家和儒家看蹤跡矛盾的是，現代精神分析理論起源于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精神病學團體，從弗洛伊德、弗洛姆到賴希與納粹意識形態相比，后者的側重點和主張實際上是相同的一種追求卓越的超人或精英意識，而不是像前者那樣重視人的需求、自我價值和本能在納粹看來，這是弱者文化，源于猶太人的陰謀　　因此，奧斯威辛不僅僅只是作為歷史遺跡而有意義人們只能提醒自己，它是一個與文化、教育乃至如何維護人應有的自尊有關的符號受害者還必須警惕那些微妙地認同犯罪者的行為和心理模式只有客觀的反思、愛和尊重才能結束痛苦和自我批評的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