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年代完整版

戰地記者，在每個記者眼里，這是最辛苦、最能體現自身價值的職業在卡帕和其他戰地記錄先驅的領導下，戰地記者是20世紀歷史拼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描寫這些人的電影卻屈指可數我只能想到Roland Joffe的《殺戮戰場》，Oliver Stone的像這樣的就那么幾個，不過其中最好的還是Peter Weir在1982年的作品《危險年代》它保留了原著小說激烈的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塑造，同時也描繪了一幅理想主義正在褪色的時代圖景壯麗的歷史畫卷作為威爾在澳大利亞的最新力作，《危險年代》延續了他對類型片模式的探索威爾并沒有讓影片成為一部脫離歷史的戲劇，而是超越了類型片的局限性，以獨特的神秘主義和視覺詩意呈現了一部高度自我反思、充滿情感張力的影片作為一部關于戰地記者的作品，澳大利亞記者蓋伊·漢密爾頓（由年輕的梅爾·吉布森飾演）和琳達·亨特飾演的比利·關之間的東西方合作立即引起人們的共鳴 《戰火屠城》，蓋伊和吉爾（西格妮·韋弗飾演）的戰場戀情會讓人想起好萊塢經典《卡薩布蘭卡》，蓋伊最后的機場逃亡和他所經歷的外交戰爭會讓人們想起去年的電影《逃離德黑蘭》可以說，威爾的作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調和不同類型的電影模式，在好萊塢商業元素中調整個人風格，融合歐洲作家的作者風格和美國電影作者對類型的修正 《危險年代》影片的主題在影片的開頭就已經明確地闡述出來，也可以看出威爾對民間神秘主義的迷戀影片第一個鏡頭中就出現了從印尼神話中提煉出來的一種寓言戲劇——木偶皮影戲（哇揚戲），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視覺提示哇揚劇是操作者利用隱藏在幕后的皮影結合光影效果創造出動態陰影的戲劇伴隨著安魂曲般的配樂，一種恐怖的氣氛油然而生果然，下面的故事向我們展示了印度尼西亞上演的政治戲劇中的主角們都成為了皮影戲影片以比利的敘述開始，比利是《危險年代》中最深刻、最復雜的人物，是西方“記者”與東方窮人之間的聯系，也是一個混血背景和矮小身材使他成為理想主義者的人

看起來完全是社會的局外人。

比利與蓋伊的互動也體現了威爾電影的一貫特點：不同的價值觀和命運影響著角色，他們的性格和經歷永遠無法調和比利認為蓋伊是他最好的搭檔（“競爭對手”）東西方的政治差異也造成了他們內心的不信任，他們走的人生道路也截然不同印度和馬來西亞沖突后，印度尼西亞社會千瘡百孔，蓋伊只想對激動人心的事件進行獨家報道，而比利則以更人性化的方式引領社會兩個人的差異似乎就在文字和攝影之間得到了暗示比利說：“我不關心照片的內容，我關心照片背后的故事”比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想“操縱”這個人改變在小伙子剛到雅加達的夜景中，比利和小伙子走在雅加達的街道上，周圍都是當地貧窮的乞丐兩人就像黑夜里微弱燈光投射下的小黑影

，他們實際上是被操縱的人。

比利幫助這個剛來不久、沒有人際關系的家伙采訪了印度共產黨的領導人，這引起了媒體的轟動同時，他還幫助蓋伊認識了吉爾并發展了兩人的戀愛關系有趣的是，比利告訴了那個人他選擇了那個男人，讓他替他完成這段不可能的愛情吉爾的西方形象：美麗又高大，而比利又矮又丑威爾以浪漫化的現實呈現了東西方之間的政治博弈當比利向蓋伊展示皮影戲時，他選擇了三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角色：英雄王子阿朱那、公主斯里坎蒂和矮人同伴塞瑪比利用哇揚游戲來解釋他的操縱關系威爾擔心線索還不夠清楚在下一個鏡頭中，那個帶著皮娃娃的家伙走到吉爾的照片前拍了張照片這時候符號就更加具體了那家伙拿著一個皮影戲和一張照片他既是比利操縱的人，也是操縱吉爾的人光投射出陰影，暗示著這位報道新聞以影響他人的記者無法真正控制它自己的生活比利更理想的事情之一是他還有一個妓女和一個孤兒需要撫養比利矮小的身材和大膽的舉止讓他以智者超凡脫俗的視角看待生活，但威爾最終卻給了他最悲慘的結局孤兒的死讓比利意識到自己只是一個被操縱的角色當他試圖掙脫這種奴役時，悲劇發生了（威爾后來的《楚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這個主題的延續）影片中的主要操縱者不是比利，而是不道德的統治者蘇加諾蘇加諾表面上是一個可以操縱左翼共產黨和右翼軍隊的政治強人，但他卻犧牲了人民來維持自己的權力與此同時，蓋伊從吉爾那里得到了印度共產黨從上海秘密運輸武器的情報蓋伊無視比利的警告，堅持報道這個消息比利發現他對他的政治英雄和私人朋友犯了一個錯誤相識相知后，他終于鋌而走險，在蘇加諾路過的酒店窗戶上掛上了寫著“蘇加諾，請養活你的人民”的橫幅但還沒等蘇加諾過去，他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搖下了車窗在比利的家里，他保存了一個秘密文件夾，里面有與他有聯系的人的信息和照片然而，這些照片被修改了，只留下人物和背景，讓它們看起來像木偶比利的悲劇正是威爾想要表現的理想主義的失敗比利、蘇加諾和蓋伊都生活在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幻想中，但這個危險的時代給了他們一個教訓影片中唯一重要的女性角色（另一個女性角色是共產主義者遇到的）是吉爾，她有一個特殊的身份：英國大使的助理，實際上是一名間諜除了分享浪漫愛情的角色外，吉爾在影片中很少有政治情節（很明顯，她是最具政治色彩的角色）在政變前的幾天里，當她所能想到的只是她能多快離開或者他們是否應該建立新的關系時，威爾用吉爾來承載浪漫的敘述，而她在比利死后從敘述中消失，但她卻是最清醒的人她告訴那家伙，共產黨計劃發動政變，讓他和她一起離開她知道這個消息一旦曝光，那家伙就會有生命危險，所以她只得離開她也比蓋伊更了解比利，但這一切并不能改變她無法占據敘述中心的事實再看這個家伙，他就是影片的主角，總是以記者的客觀角度介入事件當比利要求他在新聞中添加更多情感時，他寫了龍目島的饑荒（吉爾說這個故事讓她的朋友感動得流淚，那家伙問他怎樣才能讓她哭，這顯示了吉爾的理性主義），而在新聞和愛情（友誼）之間的選擇上，他仍然選擇了前者政變后，他冒著生命危險來到總統府匯報，一只眼睛被弄瞎了盡管他知道自己的助手庫馬爾是共產黨員，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他仍然選擇報道有關運送武器的消息這家伙是一位優秀的記者，他勇敢而嚴肅，但他也代表了西方世界的刻板印象他多次利用金錢、香煙等經濟手段來籠絡人心對于庫馬爾的政治要求，他無言以對最終，為愛的拋棄讓他背離了英雄形象

東西方的二元論仍然深深地扎根于西方記者的腦海中（影片中，一名西方記者喜歡和印尼妓女玩耍，一名記者與調酒師發生了同性關系），盡管《卡薩布蘭卡》好萊塢式的結局對于這部電影來說非常重要。

對于一部追求政治真實性的電影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但威爾仍然讓我們看到了敘事多元化的成功嘗試正如庫馬爾最后對那個人說的那樣，“當你以后在歐洲咖啡館喝咖啡時，不要忘記你在街頭餐館度過的時光”作為西方記者，最后只能離開，《危險年代》成了簡單的故事；另一方面，比利的話語“我們格格不入……在哇揚戲劇的寓言和象征意義中，威爾超越了東西方的二元對立我們看到比利、蓋伊、吉爾、庫馬爾和德蘇加諾充滿激情”這個理想褪色的時代，最終都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