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母親1080P

電影對于歷史的作用不是還原、再現甚至記憶，而是邀請并揭示勝利者黑暗而隱秘的歷史，讓現在的人質疑歷史的真相 《我們的母親》這是一種承載著電影使命的電影 2019年，危地馬拉導演塞薩爾·迪亞茲憑借本片榮獲第72屆戛納電影節金攝影機獎同年10月，該片榮獲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節羅伯托·羅西里尼獎最佳導演獎和臥虎單元最受歡迎影片獎 《我們的母親》短短78分鐘，揭露了危地馬拉內戰鮮為人知的創傷和被謀殺的瑪雅人的悲慘記憶它講述了埃內斯托的故事，他在法醫科學基金會工作，該基金會根據遺骸識別失蹤人員并準備審判發動內戰的軍官案件的證據有一天，根據一位老婦人的證詞，他以為自己找到了線索，踏上了尋找父親的旅程電影的開場鏡頭令人驚嘆在頭頂的攝像機下，埃內斯托將注意力集中在遺骸的每一塊上，根據DNA組裝出完整的骨架，并記錄了受害者的信息修復遺骸也是修復歷史通過埃內斯托，這部電影似乎提醒我們，這是一個新世紀的男孩如何處理20世紀的遺產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是如何處理1960年代的遺產的問題問題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班在其著作《極端的年代》（1994）中將 20 世紀 60 年代稱為“極端時代中的最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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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左翼評論家詹姆森在《為六十年代斷代》（1984）中思考了20世紀60年代初古巴革命的勝利它激發了拉丁美洲乃至整個第三世界的非殖民運動危地馬拉內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接下來發生然而，危地馬拉從未如愿走上民族解放之路相反，它在1960年至1996年間經歷了長達36年的戰爭在此期間，共有20萬人在這場戰爭中被殺或被“俘虜”[②]當地的瑪雅人在種族滅絕中慘遭屠殺在影片中，埃內斯托努力尋找父親的下落據他母親說，他的父親是一名游擊隊員，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戰爭中失蹤他手里只有一張父親的游擊照片尋找父親本身就是尋找身份起初，尋找父親的整個過程背后的動機更為個人化然而，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埃內斯托逐漸意識到還有更多的戰爭受害者經歷著同樣的痛苦，因此更多的責任落在了埃內斯托的肩上他聽了一些老婦人的證詞，她們似乎已經放棄了憤怒，只想埋葬她們丈夫的尸骨這里有趣的是，遺骸的挖掘地點是一處私人莊園埃內斯托所在的基金會無權參與發掘工作埃內斯托別無選擇，只能用重金賄賂看門人才能進入戰場早已成為私有財產，資本瓜分土地，金錢也成為了權力的中轉列車顯然，資本統治的時代已經到來雖然故事是關于尋找父親，但正如片名所暗示的那樣，影片更多的是讓觀眾看到“母親”，即使他們處于集體失語狀態，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沉默理解當埃內斯托詢問他父親的身份時，他的母親最初閃爍其詞，希望兒子不要再尋找他的父親，只是把他當作死人了在男孩的再三逼迫下，母親對兒子說：“別再問了，我寧愿死也不會說”在埃內斯托收集證詞的同時，受害母親的話語幾乎成了靜態的肖像，我們聽著她們痛苦的回憶，沒有評判（臺詞和聲音都是空洞的），直視鏡頭不僅創造了一種紀實的感覺，也使得嵌入眉間皺紋的眼角淚水清晰可見作為戰爭的幸存者，她們承受著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痛苦，但她們愿意選擇自我賦權另一方面，這種失語是因為創傷如噩夢般深刻，迫使人們選擇更容易忘記的方式另一方面，當面對“你為什么活下來？”這個殘酷的問題時，沉默就成了生存的最高法則導演選擇了一種更加無沖突和情緒化的方式，試圖盡可能地與觀眾保持距離，讓觀眾用最簡單的方式看待，營造一種溫柔的目光幸運的是，影片并沒有止步于失語它給了母親一個傾訴的機會，一個重新審視自己并勇敢說出真相的機會無論是母親在海邊向埃內斯托吐露心聲，用愛解決痛苦，還是母親講述自己在審判中的屈辱經歷并雄辯地作證，這樣一位強大而堅強的母親出現在她的面前 “二十世紀是一個烏托邦因追求烏托邦理想而被玷污的時代”正如瑞士電影《喬納2000年將25歲》（1976）的片頭：“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夢想都是革命的夢想，我們這個時代的記憶都是革命失敗的記憶”他們把青春奉獻給了一個理想時代，即使遭受迫害，他們仍然堅守理想，用國際歌代替生日歌，向理想致敬這是一個多么令人感傷和令人欽佩的時刻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最后一次審判中，畫面中也沒有看到肇事者的身影這種處理與其說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戲劇沖突，或者是為了繞過審查制度的更形而上的原因，不如說是為了揭示一種歷史的無奈

圖像之外的演員無法被清晰地識別，也無法簡單地描述為特定的面孔，甚至無法借助語言來描述。

或許是因為戰爭激發了人性的罪孽，所以無論一個人的生活如何被毀，他的罪孽都會在歷史中被抹去當埃內斯托最終發現自己是母親的孩子，在監獄里被幾名士兵殘酷強奸時，他仍然愿意相信父親就是母親所說的游擊隊員他安放了父親的遺體，并附上了父親的名字流亡的母親們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她們的命運被遺忘幸運的是，他們不會被永遠放逐，“我們的母親”最終回來并出現在電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