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歸來：好萊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3集全

1945 年，德國投降后不久，當時最著名的美國浪漫喜劇導演喬治·史蒂文斯 (George Stevens，1904-75 年) 進入達豪集中營他和他的團隊拍攝的集中營解放照片讓我們第一次看到納粹死亡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史蒂文斯還與另外四位美國著名導演合作：約翰·福特（1894-1973）、約翰·休斯頓（1906-87）、威廉·惠勒（1902-81）和弗蘭克·卡普拉（1897-1991）組建了一個團隊明星一線宣傳正如馬克·哈里斯（Mark Harris，1963 年，記者兼作家）一書《五人歸來》（Five Came Back，2014 年）和 Netflix 的同名紀錄片所示，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得出好萊塢是如何影響人們看待大屠殺的他們采用好萊塢制片廠體系（影棚系統），是指以工業和商業的方式利用一定區域內廣闊的方形空間，進行電影文化產品的生產、復制和電影拍攝文化服務的系統或空間該系統在 20 年代至 1950 年代出現并流行），通過軍方捕獲信息并進行過濾，使用各種紀錄片格式來說服和教育公眾也許最有力的工具是直接見證事實上，自戰爭結束以來的 75 年里，目擊者的敘述，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都對公眾對大屠殺的看法產生了最持久的影響這種流行的做法創造了一種歷史體驗；這個敘述首先關注解放者，然后關注幸存者然而，這種敘述是有爭議的就其本質而言，種族滅絕的敘述是由不在場的人而不是在場的人決定的這一時期的主流敘述首先呈現了局外人（通常是納粹和盟軍士兵）的視角，然后是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的視角，近年來似乎超越了歷史本身的文學激增在這些情況下產生的圖像僅顯示了部分真相（有時是謊言），最終限制了我們對所發生事件的理解即使在最好、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中，經典美國敘事電影的制作過程中也總有一種難以想象的掙扎感一些電影制作人會立即使用法西斯拍攝的鏡頭

例如，卡普拉會在《我們為何而戰》系列電影中使用第三帝國塑造的形象，試圖破壞德國的形象，希望通過諷刺和嘲諷的觀點來抹黑敵人。

法國導演弗雷德里克·羅西夫（Frédéric Rossif，1922-90 年）于 1961 年拍攝的電影《見證者》（原名為《猶太人的時代》）將幸存者的證詞與當時的納粹槍擊場景結合在一起

這些鏡頭組合在一起展示了華沙猶太人區的生活。

我們可以編輯這張“紀錄片”圖片嗎？有大量證據表明，納粹發明或公然捏造了許多所謂的“紀錄片”圖像正如克勞德·蘭茲曼（Claude Lanzmann，1925-2018 年，法國導演）在他的回憶錄《巴塔哥尼亞的野兔》（《巴塔哥尼亞野兔》，2011 年）中指出的那樣，華沙猶太人區的夜總會和其他場景的圖像是那里的環境很糟糕如果沒有這個背景，很明顯，旨在惡意欺騙的圖像就變成了用來證明最初欺騙的“真相”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ABAGo